现在，几乎所有报纸，尤其是严肃大报，都在力图让自己适应这个被技术彻底改变了的世界。他们试图理解和利用这些技术，构建社群，让记者都去写博客，做视频报道，给读者提供与编辑对话的机会。《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在裁减平面人员，增加网络上的投入和报道深度。但对大部分新闻从业人员来说，要从李普曼式的“局内人”情绪中走出来，却并不容易。

　　很多人仍然认为，博客只是在“嚼新闻的残渣”，是报纸的寄生虫。作为博客的代言人，阿丽安娜说:“我们不是嚼，而是吐出新的新闻。”她对主流媒体奉为圣经的“专业精神”和“中立立场”不屑一顾，认为报纸甚至不是被博客打败的，而是被自己打败的。因为早在博客产生之前，主流大报，包括《纽约时报》就已经辜负了大众的信任。在监督社会、揭露丑闻上，博客甚至比专业的记者做得更出色。《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丑闻、CBS主播丹·拉瑟丑闻、美国参议院前多党派领袖特伦特的垮台都不是被专业记者发现的，而是博客。美国司法部长阿尔伯特·冈萨雷斯因窃听丑闻下台，不是由《华盛顿邮报》揭发的，而是Talking Points Memo，一个自由调查者的博客群。

　　根据《纽约客》的文章，Huffing-ton Post预期年广告利润能达到600万到1000万美元，但它并不付给博客们一分钱，虽然阿丽安娜美其名曰“没被金钱污染的新闻”，但多少说明了它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因此，也有人猜测她可能会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后就将Huffington Post卖掉。

　　事实上，几乎所有报纸在网络上都没有商业模式。在2006年在线出版协会的一次会议上，《纽约时报》网络新闻总监马丁·尼森霍尔兹这样总结报纸在数字时代遭遇的双重困境:“广告商想按点击量付费，消费者则根本不想付费，在这样的世界里，你怎么指望我们生产高质量的新闻？”

　　美国著名学者尼克拉斯·卡尔写过一本书叫《大变局:重连世界，从爱迪生到Google》，探讨数字技术变革中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新经济模式。他认为，传统报业的问题不是它的读者在减少，或者广告利润在缩水，甚至不是物理形态的消亡，而是支持整个报业系统运转的经济模式在瓦解。

　　当报纸从平面转到互联网，最关键的变化在于内容的“松绑”。一份日报提供大量的内容，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地方新闻、娱乐、文化、技术、评论、意见、专栏、照片、股票和各种分类广告……报纸把这样一个捆绑好的内容卖给读者，再将读者卖给广告商。整体是最重要的，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但是，当报纸到了网上，内容自动“松绑”了，读者直奔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和主题而去，很多技术手段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搜索、RSS聚合、Google news、Digg……他们不再关心版面，甚至不会意识到这则新闻出自哪家报社。这时候，报纸作为整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局部。每篇文章必须以独立的个体参与市场竞争，独立统计成本和收入。

　　因为没有读者愿意为网络新闻买单，所以，一个故事的成功与否，广告利润成了唯一现实的评判标准。一篇关于抑郁症新疗法的文章是好的，因为抗抑郁药物的广告商愿意为它买单，但一篇关于政府腐败或非洲疟疾的长篇调查报道却不会有大的经济效益，即使它能吸引读者，但读者并不为它付费。

　　因此，报纸内容的“松绑”，意味着一个复杂、隐形的津贴系统会迅速瓦解。在网上，硬新闻会变得很难生存，因为分类广告将不再负担它们的费用。如果你是报社老板，当你的报纸转移到互联网上，你能怎么做？雇用更多的调查记者，还是电子消费品的软文写手？

　　“报纸不可能再回到50年前的黄金时代。但新闻不再印在报纸上，这个社会不会损失什么，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经济模式而已，真正应该忧虑的问题是:在一切旧模式分崩离析的环境下，怎么维持调查新闻的传统？”这是纽约大学教授克莱·肖基的忧虑。

　　在他看来，既然报纸内容的“松绑”不可避免，真正值得拯救的是调查报道，因为聚合和意见是廉价的，而调查报道是昂贵的。这个社会需要有专业的记者，去做长期、深入甚至枯燥的调查，否则政府会退回到过去的腐败状态。

　　事实上，调查新闻的衰落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缩减调查新闻的开支。去年，《华尔街日报》的前执行总编保尔·斯台戈受两位亿万富翁的委托，主持一个非盈利的独立调查新闻项目，这两位富翁据说不愿意眼看着调查新闻传统就此没落，因此承诺每年为这个项目投入1000万美元。但是，克莱·肖基认为，这样的特例并不会扭转调查新闻整体衰落的趋势，报纸现在需要的，是少一些怀旧，多一些新媒体的实验，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延续调查新闻的传统。比如著名的战地记者凯文·赛兹靠读者的捐助到伊拉克采访，然后在博客上免费发布自己的战地日记;Smoking Gun善于从法律文件和法庭卷宗中挖掘新闻线索;Off the Bus利用成员的分布式观察以获得更广泛的报道;Wikileaks以维基百科的模式把上千万读者变成调查新闻的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