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里听到你歌唱

　　“我想我已经厌倦了人们塑造出来的我的形象，而我自己也在扮演这个角色，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下意识的，这对我来说太难以忍受，于是就在一个辉煌的夜晚把这一切彻底结束了。”

　　第一次到巴黎是在一个冬夜，第二天中午醒来，先不管卢浮宫、大铁塔，坐地铁6号线直奔拉雪兹神父公墓。为了不走错路，在门口买了张地图，因为这里埋葬着许多名人，王尔德、肖邦，还有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中提到的公社社员墙。在地图上先找到吉姆·莫里森的名字，到了附近，看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嬉皮士聚在那里，知道就是了。一个站在后面的女孩认真地哭着，问她哭什么，她说，“今天是他的生日”。除了玫瑰，他的墓地还供着很多与众不同的东西：香烟、啤酒、写在纸片上的诗歌、涂鸦……唯独在这儿，生死之间的差别不是那么庄严。

　　音乐伴随着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那些令人难忘的歌曲，在生活的不同时期出现的音符，就成为生命的配乐。90年代中，郝舫带着奥利弗·斯通拍的电影《大门》的录像到我们学校来做讲座，那时大学里这类文艺讲座很多。之前不久刚在收音机里听过大门乐队的《风雨骑士》，一听到就傻掉了，不知道摇滚音乐还可以这样富有戏剧性，像宗教音乐那般辉煌。

　　现在，吉姆·莫里森已经去世37年，大门乐队也已经成为不朽的传奇。在奥利弗·斯通的电影中，他把吉姆塑造成一个沉溺于酒精的浪子，但在文本传记《此地无人生还》中，则对他有比较全面的展现，可以看到他的才华、敏感、教养、哥们义气，他的阅读癖、自我解嘲的幽默感，以及贯穿他生命始终的反叛精神。这本书在他去世后完成，建立在对其他乐队成员以及他家人和朋友大量采访的基础上。两位作者是杰里·霍普金斯和丹尼·萨格曼，前者曾经是《滚石》的撰稿人，给吉姆做过长篇专访；后者13岁就在大门乐队的办公室出入，从帮歌迷回信做起，一直跟随乐队多年。

　　吉姆的整个人生是各种极端性矛盾的集中点。他出生于一个美国海军家庭，父亲47岁成为美国海军史上最年轻的上将。男性军人“父权神圣，不可侵犯”，激起吉姆强烈的对抗情绪。他从小喜欢阅读，对各种疯狂的文艺理论敏感，读尼采读到了骨子里。他还是个中学生时就已经桀骜不驯和自我放纵，青少年时代喜欢绘画和写诗，在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电影之前，都不曾表现出对音乐有什么特别的热情。但是在加州海滩和后来“大门”乐队的键盘手瑞·曼扎克的偶遇，使他成为一个自我创作的歌手。他既羞怯又有表现欲，舞台表演给了他的疯狂一个出口。当一份音乐杂志问他是怎样为成为明星做准备时，他只是答道：“我不再理发了。”然而他没有说出来的是“我开始嗑药了”。他用这种手段来实现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找到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感知的大门，乐队的名字就来源于这个典故。在6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以超速度向人生的终点狂奔，不过本来他们在意的可能也就是生命的强度而非长度。这一过程也释放出吉姆内心黑暗的一面，成名后他和家庭彻底断绝来往，把自己视为革命性的人物，但他又不愿意领导革命，他们的歌词从来没有像披头士那样，有“让我们来改变世界吧”的煽情。尽管他说自己的一些歌曲是以图像的形式进入脑海，但他却一直都很清楚那些图像中的反抗与启示录般的本质——做一个殉道者。当他的歌迷与摇滚界开始把他当做是社会政治运动的带头人时，他表面上不为所动，内心还是高兴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相信专辑能发挥与早期革命中的印刷品一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