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纽约客》撰稿人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精选

　　Q：你是怎么决定成为一个作家的？

　　A：我母亲想当作家，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看她坐在打字机旁敲敲打打。虽然我小时候最喜欢画画，但估计当作家的念头这时已经钻进我脑子里了。

　　Q：你的名字多年来一直同《纽约客》连在一起，你对此有何感想？

　　A：很高兴。12岁时阿姨给我订了份《纽约客》，作为圣诞礼物，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世上最好的杂志。1954年他们刊登了我的诗和小故事，这可是我文学生涯中的重大转折。编辑的细心程度以及他们对喜爱作品的感激程度是其它杂志所无法相比的。我也喜欢他们的版式—在文章结尾处署名，所有人的字号都一样大。

　　Q：有一次你在谈《兔子，跑吧》时说过，开始写小说时想描写一种战战兢兢躲躲藏藏的生活。你为什么对这种生活如此有兴趣？

　　A：在1959年的美国社会，我身边这种胆小的人多的是。我自己内心也有一定程度的恐惧和躲闪。这种人靠不住，不会作承诺，在社会中不会全力以赴。我把哈利想象成一个打篮球的小伙子，当时在高中里每个人都想当篮球明星。你有运动员的潜力，长得又高，心里觉得自己到18岁一定能成个人物，结果到了那时却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于是哈利蓄积了许多特性，甚至有了“兔子”的外号。兔子东躲西藏，兔子性欲旺盛，兔子紧张，兔子喜欢草地和蔬菜。他的形象这样触手可及，我对他的神经反应、说话方式都成竹于胸，也许多半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Q：从50年前开始写“兔子系列”时起，你就试图调和人类渴望终身伴侣和对性自由的不时之需之间的关系。你现在有结论了吗？

　　A：人脑是很好奇的，所以要人类带着这样的大脑去安于一夫一妻制是很困难的。一夫一妻制是社会的选择，因为容易管理。然而我一生中见识了很多婚姻的破裂（60年代之前之后都有），因为每个人（不光是年轻人，中年人也一样）都觉得有权利拓宽自己的性口味。富人更是如此。

　　弗洛伊德将幸福和性联系在了一起。如果你床上好，你就好。但这种性满足是很难达到的。即便你达到了一次，它也会很快溜走，所以持续的不幸福成了我们生活的特征。

　　Q：你太太对你的小说有何反应？《时代》有一次引用你的话说她从来不会完全肯定你的小说？

　　A：玛丽是个很难得的敏锐的读者，她几乎总是对的。如果我在小说中保留了她不欣赏的写法，也是因为我内心爱开玩笑、鲁莽的一面在作怪。通常我只在完成或卡壳的时候才会让她看，我从来不会贬低她的意见，她对提升我的写作很有一套。

　　Q：暴力在你的小说里是缺席的，有评论认为这影响了小说的写实性，因为我们的世界中有很多暴力存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A：我的生活里就没有暴力。我没打过仗，连架也没打过。我不认为一个和平的人应该在小说里假装暴力。纳博科夫写的那种血淋淋的事情，对我来说更像文学而不是生活。我对我笔下的人物有一种温情，不允许自己对他们施暴。如果有一天大屠杀真的出现在我面前，我
肯定自己能够提高表述暴力的能力；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不要为了时髦的幻想而滥用在出版业中的特权。